与精神病学家Frank Anderson博士探讨了创伤的本质及其对个人生活和关系的影响。Anderson博士是一位创伤领域专家,曾在哈佛大学完成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培训,并在创伤治疗方面有三十多年的经验。他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、创伤的定义、其在身体和心理上的表现,以及如何通过治疗和自我觉察实现愈合。
对话从Anderson的个人背景开始。他以幽默的口吻提到从未想过会写一本回忆录,但自己的故事确实引人入胜。Anderson在六岁时因在表亲家玩芭比娃娃被“抓到”,被送往为期六年的转化治疗,这让他从小就觉得自己“错了”“有问题”,需要变成别人才能被爱。这种经历塑造了他早年生活的轨迹,驱动他追求卓越以赢得父亲的认可。他通过努力获得直A成绩,最终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培训。然而,他意识到自己在帮助他人的同时,其实是在试图拯救自己,因为他长期与自己的真实身份断连,受到童年“脑洗”影响,学会隐藏真实自我以换取接纳。
在哈佛期间,Anderson接触到大量有严重精神疾病和创伤史的患者(如无家可归者),这激活了他压抑的个人创伤记忆。
他重新开始接受心理治疗,逐渐挖掘童年的创伤经历,直到32岁才真正面对自己的性取向,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。此前,他曾与女性结婚,过着“正确”的生活,但内心极度疏离。Anderson描述32岁时“出柜”像重新开始人生,感觉自己像一个青少年困在32岁的身体里,试图探索“我是谁”。这一过程既解放又充满挑战,因为他在哈佛的学术圈中公开同性恋身份导致部分社区排斥,失去了许多朋友。他形容自己像“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”,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在新的身份和社区中生活。
Anderson分享了出柜后情感上的觉醒。此前,他与女性的性关系是机械的,毫无情感;而与男性建立关系后,他第一次体验到性与情感的结合,这让他意识到“原来这就是爱”。这一转变让他开始感受生活,打破了过去全靠理智压抑情感的状态。然而,适应新身份需要数年,他需要重新定位自己与异性恋和同性恋社群的关系。
Sean询问Anderson如何定义创伤,是否因人而异。Anderson解释,创伤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,而非你的身份。它的影响取决于事件的频率、强度和持续时间。他强调,创伤的关键在于人们往往将其内化,觉得自己“有问题”或“应受责罚”。例如,Anderson小时候因玩芭比娃娃被责骂,内化了“我是坏男孩”的信念。创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对其的反应,如愤怒、压抑、酗酒或过度运动,这些行为往往是未解决创伤的表现。
Anderson指出,创伤的感知因文化和个人气质而异。例如,Sean提到自己在韩国成长时被老师和父母体罚,但因普遍性而不认为这是创伤。Anderson回应,这种经历确实是创伤,但文化语境可能让个体难以识别其影响,尤其是敏感的人可能因此感到困惑,觉得自己“反应过度”。他分享了一项在哈佛的研究,比较了郊区富裕家庭的孩子和纽约布朗克斯帮派孩子的创伤反应。帮派孩子因创伤被“正常化”(如暴力常见),表现出较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,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因缺乏社群支持,创伤反应更严重。这表明文化和社群对创伤的定义和处理方式有深远影响。
Sean询问是否需要“更厚的皮肤”来应对创伤,以避免被小事(如职场欺凌)影响。Anderson坚决反对,称压抑创伤会导致长期问题,如功能失调行为(酗酒、过度工作、无法维持关系)。他以自己32年的压抑经历为例,说明压抑看似暂时有效,但最终会以破坏性方式爆发。他强调,愈合创伤是可能的,通过释放创伤能量,个体可以减轻心理和生理负担,活得更年轻、更健康。他以自己61岁的状态为例,称因持续愈合创伤,他看起来远比同龄人年轻,身体也不再承载未处理的痛苦。
Anderson进一步解释,创伤若不处理,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。他引用Bessel van der Kolk的《身体会记录创伤》(The Body Keeps the Score)和Gabor Maté的观点,指出未愈合的创伤可能导致身体疾病,如哮喘、背痛、肠易激综合征或癌症。他举例,自己每次压抑真实想法时会触发哮喘,而背痛可能是身体表达情感创伤的一种方式,因面对身体疼痛比情感疼痛更容易。研究表明,PTSD患者的杏仁核(恐惧中枢)过度活跃,导致无法区分过去创伤与当前现实。例如,性侵幸存者可能在安全关系中仍感到恐惧,因身体仍以过去模式反应。
在人际关系中,未愈合的创伤可能导致吸引“有毒”的人或关系。Anderson解释,吸引力往往是“创伤救赎”(,人们无意识地被与自己创伤相似但适应方式相反的人吸引。例如,他作为一个外向者,吸引了内向的伴侣,两人都有被忽视的创伤史,但通过不同方式应对(他通过高成就掩盖创伤,对方通过退缩)。这种吸引力源于希望通过关系修复童年创伤,但往往导致失望,因伴侣无法扮演父母的角色。他提到,女性被“坏男孩”吸引可能是童年试图“修复”父亲的延续,而未愈合的忽视创伤可能让人追逐不回应爱的人,以重演并试图改变童年被忽视的经历。
Sean提到一个朋友的案例,一方接受治疗而另一方拒绝,导致离婚。Anderson确认这是常见现象,因治疗加速了个体成长,改变了关系平衡。如果一方拒绝成长,关系可能破裂。他分享了自己25年的婚姻经历,提到因孩子(一个有特殊需求)而分工不同,对方长期在家导致关系失衡。通过夫妻治疗和个人治疗,他们共同成长,避免了分裂。Anderson建议夫妻治疗可帮助双方同步成长,但若一方拒绝治疗,通常是关系破裂的预警。
关于愈合创伤,Anderson提出“四T”框架,基于内部家庭系统(IFS)理论:
感谢(Thank):感激创伤反应(如酗酒、回避)试图保护你。
获取智慧(Tap into wisdom):连接内在的“自我能量”(self-energy),即直觉和内在智慧,因创伤常切断这一连接。
见证与转化(Transform):让持有创伤的部分讲述故事,并提供修复性体验(如被爱、被看见),以释放创伤能量。
夺回力量(Take back power):通过释放创伤,重新掌控生活。
他强调,觉察是第一步,但需通过治疗(如EMDR、身体中心疗法、IFS)或结构化项目深入工作。Anderson正在开发一个结合心理治疗、神经科学和教练的创伤愈合项目,旨在为无法负担传统治疗的人提供可负担的解决方案。此外,他通过新成立的“创伤知情媒体”(Trauma Informed Media)公司,利用故事叙述(如电视剧《Ted Lasso》《怪奇物语》)提高公众对创伤的觉察,以非侵入性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和处理创伤。
对于AI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(如ChatGPT作为“治疗”工具),Anderson持谨慎乐观态度。他认为AI可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,但缺乏监管可能导致误导或伤害,因网上信息并非都准确。他强调,公众需培养辨别能力,以避免因错误方法重新创伤化。他计划通过自己的项目提供可靠的创伤愈合资源,尤其针对资源匮乏的群体。
Edit:2025.04.21
引言与个人背景介绍
Dr. Anderson的个人创伤与成长经历
早年经历与“扭转治疗”:
Dr. Anderson坦诚分享了他写回忆录的初衷(起初认为没人会对他的人生故事感兴趣)。
他的人生轨迹很早就被打上了烙印:6岁时因在表亲家地下室玩芭比娃娃被“抓到”,在当时是严重的“错误”,随后接受了长达6年的“扭转治疗”(Conversion Therapy)。
这段经历深刻地向他灌输了“你是个错误的人”、“你不对劲”、“你是有缺陷的”、“你必须成为别人才能被爱”的观念。这影响了他人生前32年的轨迹。
追求卓越以获得父爱:
成为精神科医生与自我救赎:
接触患者创伤,引发自身创伤:
重返治疗,面对自身创伤:
32岁的“重生”与出柜:
直到32岁,他才真正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并非真实的他。他选择了出柜(此前他已与一位女性结婚,努力扮演着“正确”的角色)。
他形容自己的生活仿佛在32岁才真正开始,需要重新探索“我是谁”。这种感觉就像电影里大人和孩子互换身体,他是一个拥有32岁身体的青少年,在探索自我,而周围的人大多已成家立业。
虽然身边的人(如兄弟、一些朋友)还在,但在当时的哈佛环境,作为公开的同性恋者并不被完全接受,他失去了一部分社群。
探索新世界与感受的解放:
压抑与突破:
定义与理解创伤
创伤的普遍性与认知的差异:
如今人们对“创伤”有了更多认识,但存在认知偏差:老一辈可能否认(认为承认创伤是软弱),年轻一代可能过度使用(打个喷嚏也算创伤)。
Dr. Anderson强调区分创伤的频率、强度和持续时间。
核心定义:创伤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,而不是你是谁。 人们常常将创伤内化为身份认同(“我不好”、“我是个问题”)。需要区分“发生在我身上的事”和“我是谁”。
行为是未解决创伤的表现:
文化背景与个体差异:
创伤的影响因人而异,与个人感知和性情(Temperament)有关。有些人天生敏感,受欺凌影响巨大;有些人则能较好地应对。
主持人提到在韩国文化中被老师/家长体罚被视为常态的经历。Dr. Anderson指出,虽然文化背景可能不将此定义为创伤,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造成创伤,尤其是对敏感个体。文化正常化可能导致个体困惑(“为什么别人没事,我就有问题?”)。
他引用了住院部青少年研究的例子:来自混乱富裕家庭的孩子和来自纽约贫民区帮派的孩子都有创伤史,但帮派背景的孩子PTSD症状反而较轻,因为暴力在他们的文化中被“正常化”了,他们有社群支持。这说明文化背景显著影响对创伤的反应。
压抑并非良策:
疗愈的可能性与益处:
识别未解决的创伤
行为是窗口: 由于大脑有压抑和解离的能力,人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未解决的创伤。因此,观察自己的行为模式是关键。
反思生活状态: 你的生活是否真实?是否存在谎言、欺骗?人际关系是否健康有爱?工作是否令人满意、符合人生目标?如果答案是否定的,这些挣扎就是未解决创伤的信号。
理解行为的“积极意图”: 功能失调的行为(如酗酒、自杀意念、抑郁)实际上是在试图“帮助”你,通常是为了保护你免受更深层痛苦的侵袭。例如,酗酒可能是为了逃避孤独感;自杀意念可能是痛苦到极点时的最后“退出策略”。
带着好奇心审视行为: 理解行为试图压抑和保护的是什么,是通往根源的途径。例如,“喝酒是为了不感受孤独” → “也许有其他方式应对孤独”。
难以接受爱与赞美: 以主持人(代指朋友“Ben”)难以接受赞美、总将其归结为“谦虚”为例,Dr. Anderson将其与可能的童年创伤联系起来(如被打骂导致内化了“我不好/有错”的信念)。这种内在信念与外部的爱/赞美不匹配,导致无法接受。
羞耻 (Shame) vs. 内疚 (Guilt)
羞耻: “我是坏的”。是一种身份认同,源于将他人的行为责任内化(尤其是儿童时期)。羞耻是一种创伤性伤口。
内疚: “我做了坏事,我感觉不好”。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感受。内疚是一种有助于社交的情感,能激发改变(前提是行为确实是错误的)。
过度内疚: 有时人们过度内疚(如打喷嚏也道歉),这可能是一种防御机制,因为指责他人(如父母)带来的痛苦更大,所以选择自己承担一切责任,即使不是自己的错。
未解决创伤对人际关系的影响
吸引力即“创伤救赎”:
吸引相似创伤,相反适应:
我们倾向于吸引那些核心创伤相似,但应对创伤的方式(适应机制)相反的人。
例子:Dr. Anderson(外向,渴望被爱)和他丈夫(内向,有自己的创伤史)。外向者可能被内向者的沉稳吸引(寻求平衡),内向者可能被外向者的活力吸引(希望走出舒适区),但两人可能都有相似的“不值得被爱”的核心创伤。
我们吸引我们所“不是”的特质来寻求平衡,但底层往往是相似的未解决议题。
抱怨与责任:
疗愈后的吸引力变化:
不切实际的期望:
吸引“得不到”的人:
“修复者”情结:
一方疗愈,关系失衡:
当关系中的一方开始接受治疗、成长和改变时,原有的平衡被打破。另一方要么随之成长,要么关系可能无法维系。
许多人在一方寻求治疗后最终离婚,因为动态改变了,旧模式不再适用。
Dr. Anderson分享了他和他丈夫的经历:随着孩子长大,他们角色失衡,通过沟通和各自的治疗,丈夫也在成长,关系得以维系和发展。但并非所有关系都能如此。
创伤疗愈的途径与解决方案
意识是第一步,但不是全部: 认识到问题是开始,之后需要“做功课”。
疗愈过程的核心要素:
感谢创伤反应: 认识到适应行为(即使是功能失调的)最初是为了保护自己。
连接内在智慧/“自体能量”(Self Energy): 找回被创伤剥夺的直觉和内在力量。
见证(Witnessing): 让承载创伤的部分有机会讲述它的故事。
矫正性体验(Corrective Experience): 让创伤部分体验到在创伤事件中缺失的爱、看见或价值感。
释放(Release): 在完成上述步骤后,创伤能量才可能被释放。
转化(Transformation): 释放后,可以收回力量,以不同的方式生活。
整合不同疗法: Dr. Anderson强调需要整合心理治疗(回溯过去)、神经科学(理解机制)和教练技术(聚焦未来),以实现真正的疗愈。
疗愈的可及性:
关于AI心理治疗的看法
双刃剑: 既有潜力(提供可及性、可能有好的开发者),也有风险(缺乏监管、可能被不良开发者利用、信息不准确)。
辨别力的重要性: 当前社会(尤其是年轻人)缺乏辨别网络信息真伪的能力。对于AI治疗,用户需要有能力判断其内容和方法的准确性与安全性。错误的创伤处理方式可能导致二次创伤。
社会经济差异: 资源较多的人可能从中受益,资源较少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劣质AI服务的伤害。
需要负责任的开发者: Dr. Anderson强调由真正懂创伤的专家来开发相关工具的重要性。
Edit:2025.04.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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